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之复旦大学王建革教授

整理者：杨艺帆，成雅昕，徐清

摘编自《农为邦本：农业历史与传统中国》，商务印书馆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专业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文科史学，一是理科农学。曹树基教授属于前者，王建革教授则属于后者。王教授硕博均就读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可以说与南农的感情极为深厚。

王建革教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是我国农业史研究的重镇，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们能来访谈我，是我的荣幸。

我本科就读于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农学专业。虽然是理科生，但是在本科学习期间的阅读范围还算广泛，接触了不少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的书籍。经过较长时间地阅读和筛选，逐渐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下定决心要以农业史为志业，所以在大四的时候，用了约半年多时间来备考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硕士入学考试。我当时英语考得不是很理想，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录取进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了一名农业史硕士生。

我原初志愿是寄望于拜入郭文韬教授的门下，但因考试成绩未能位列前茅，两位成绩更为优异的同窗得以成为郭文韬先生的弟子。最后，章楷先生录取了我。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参加硕士生面试的有章楷、曹隆恭、宋湛庆等知名学者。章楷教授在面试中递给我一本古农书籍供我研读，随后选取了其中一段史料，要求我将其译为现代文，并对我的古农书知识进行了深入的测试。整个面试环节严肃而系统。

1985年，我正式进入农业遗产研究室，开始学习农业史。由于农业遗产研究室刚从中国农业科学院转入南京农业大学，招录的学生数量还不算多，记得同届的同学有朱德开、杨拯、程瑶等人。

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因为之前读的是农学专业的本科，硕士那三年一直在跟着章楷先生学习植棉史，摸索着做一些相关研究。日拱一卒，功不唐捐，三年的求学生涯最终交出的是我的硕士论文《山东植棉史研究》。此外，当时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有个最大的共性就是学习英语的热情很高，热烈程度甚至有可能超过了现在的学生。在求学的前两年时间里，我都在忙着学英语。现在有时候出差回到南京农业大学，偶尔会路过一号教学楼，每次看到楼梯的扶手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抓着扶手匆忙跑上楼去学习英语的时光，感慨良多。

1988年，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去往莱阳农学院图书馆工作。由于对农业史的研究兴趣不减反增，1992年我再次回到阔别三年多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继续读博。当时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老先生多数已退休，章楷先生也一样，所以我改投到了郭文韬先生门下。半年后，王思明考取了郭老师的博士研究生，第二年樊志民也来到了这里。除了我们三个人，郭老师门下还有李长年先生的硕士赵敏。除了同门师兄弟，我与当时的青年教师吴滔、夏如兵、曾京京等人也交往较多。

1995年6月，王思明与我一同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取得博士学位。我所提交的博士论文命题为《人口压力下中国农业的发展》。当下的历史学研究趋向于“以小见大”的原则，即从具体的研究点深入挖掘社会大问题，对此学界已有普遍的认知。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宏大叙事的论文题目，但是即便在当时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也过于庞大了，不太好驾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建议和批评。但是于我而言，这篇论文是我正式进入生态环境史研究工作的开始。正如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提到，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此即是我当时的研究思路。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发表过两篇关于小农与环境的学术论文，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博士论文倒是一直没有出版。近些年来，我的工作重心基本已经转移到了江南地区的水利史和环境史，跟当时的研究对象相去甚远，因为教学和科研工作较为繁重，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好好整理那篇博士论文，这点较为遗憾，但是也只能留待将来了。

1996年，我跟史地所所长葛剑雄老师联系后，到复旦大学跟从邹逸麟先生做博士后研究，我也是历史地理研究所的首位博士后，期间，我主攻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并大量运用了“满铁”档案资料。实际上，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也有一批馆藏的“满铁”档案资料，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过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华北地区的研究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学术经历也有较强的继承关系。

即便到了现在，我关于江南地区的水利技术与水文生态的研究，仍然深受农业遗产研究室早期研究成果的启发与影响。比如缪启愉先生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以及王达先生的《补农书》研究。所以，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职业发展上，农业遗产研究室都为我提供了直接的培养和持续的支持。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如今著名的农史学家们，早已桃李满天下，却仍难忘恩师的培育之恩。这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师生情，也是中国农史发展的缩影。回忆往昔，王建革教授依然对每位授业老师满怀感激。

王建革教授：我的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都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求学，先后跟随了章楷和郭文韬两位导师。硕士阶段的导师是章楷老师。章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从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曾经在国民政府农业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进入高校系统工作。因为农业史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后来被调入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章先生早年研究蚕桑，多方搜集了古代及近代的蚕桑资料，关于柞蚕考证的研究影响甚广，可以说在国内首开蚕业史研究先河。20世纪80年代后，他转入植棉史研究，着力于我国棉花栽培的重要历史问题，成绩斐然。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山东地区的植棉史。章楷先生是农学出身，棉花、桑麻等农作物的拉丁文都能脱口而出，英语也非常流畅，让人敬佩。

除此以外，章先生给我影响最深的应该是他身上的气质。先生人如其名，写得一手漂亮的行楷，待人接物也具有民国知识分子的风范。我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穿着一袭长衫，与我们印象中陈寅恪的形象颇为相近，让人望而兴叹。他也没有什么世俗的习气，缪启愉先生亦是如此。对于我们今天看起来比较枯燥的研究题目，他们也能一直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坚持长时间地坐在冷板凳上，作出扎实的研究成果，泽被后世。章先生为人处世非常低调，即便后来去世也没让家人通知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全体人员，这一点说起来还是有些遗憾。

我博士阶段的导师是郭文韬老师。郭老师是东北人，20世纪50年代从吉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曾经在黑龙江农业厅工作了一段时间，1980年后进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事农业科技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郭文韬老师是一个全能型的农史研究者，研究兴趣很广，对我们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也比较宽容。当时研习西方理论著作的风气已经形成，身边的同学都在积极地将西方理论融入传统史学研究之中，从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进入农业史研究的成果相继出现，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自的研究，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我在这个阶段一边学英语，一边阅读一批西方的经典理论著作，逐渐接触到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尝试着将生态学的专业知识融入传统的史学研究之中。郭老师对此一直很支持，对我先后发表的两篇小论文也比较满意，这种态度鼓舞我一直做生态环境史，直至今日。

除了两位导师，缪启愉先生对我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缪先生上课内容很丰富，但下课后跟学生交流不是很多，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但是时间一长，就能感受到他对待学问的态度跟章楷先生很像，冷静且坚持，很值得学习。时间就是这样，它会慢慢传达给你一些与此前完全不同的体会。这种态度直接启发了我：对待学问的态度应该表达出来。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给史地所的研究生开设历史农业地理的课程，时常会在课堂上介绍许多关于古农书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知识，来听课的学生多数是历史学本科的背景，未必都能立刻理解到老先生们的学问，但是我相信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摩后就会有所受益，经典的学术知识总是有这种效果。

张芳老师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农田水利学专业，她对于传统的学问很执着，在水利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我国水利技术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我曾经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水利社会史的论文，尝试将自然和社会相结合做出一点成果。张老师看完论文后，当面表示并未读懂，寥寥数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她不是很满意。她的这个评价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推动着我很快就由水利社会史转向了水利技术史和水文史的研究，现在我在水利技术史研究中能够有所收获，应当感谢张老师当年的激励。

宋湛庆老师知识储备很丰富，对《齐民要术》等古农书的记载很熟悉，总能够顺手拈来，然后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知识，上课非常精彩，同学们收获也很多。我相信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毕业的其他人在接受访谈时也会提到这一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求学前后共有六年半之久，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未能与叶静渊老师有过真正的接触，对她的学术研究也了解不多。对叶先生学问有所感触是近些年的事情。数年前，我在观看唐伯虎画卷的时候，开始留意到江南地区的水生植物，于是又重新接触到了叶静渊老师的蔬菜栽培史研究成果，我先后发表了关于莼菜、菱角等水生植物的研究论文，可以说都是直接得益于叶先生研究成果的启蒙。叶先生没有带过研究生，扎实的学问没有得到有力的师徒传承，这点甚为可惜。

总的来说，相较于综合性大学而言，南京农业大学这种科研单位的培养能让学生很快了解到专业性的知识，据此能迅速抓住相关研究的重点。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老一批农史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到了极致，例如缪启愉先生对《齐民要术》和王达老师对《补农书》的校注和研究工作，时至今日已成经典。遗憾的是，我在学生时代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并未理解透彻。这些年来，自己在新的单位慢慢摸索着进行新的研究，总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再次回过头来学习他们当初的研究成果，这才逐渐了解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重要学术遗产和发展空间。老一辈的学者拿学问当生命，拿生命做学问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我后来二三十年的研究与教学生涯，走到今日，我自感对待学问的态度还算得上执着，还能对得起老先生们的教育。

除了这些老师，当时的师兄弟们也很优秀，比如曹幸穗、曹树基、萧正洪等人，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大放光彩。印象中，邱泽奇师兄也是多才多艺的人，属于让人自叹不如的那种人才。张丽师姐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活动型人材。相较于他们，我这些年基本是靠单纯的坚持，从农业史来到了历史地理学，在学术岗位上经历了长时间的磨炼，一直不敢松懈，这些年才似乎逐渐顺利了一些。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有机农业、景观农业、品味农业应运而生，人们更注重农业的品质，这些看似新生的事物，在古代传统农业中已有实践。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这需要我们以现实关怀的视角，挖掘古代丰富的农业遗产。

王建革教授：我从1985年进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学习到现在，从事农业史研究已经有三十五载，关于农史学科将来的发展有几点不成熟的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对于整个历史学科而言，前人研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基础，每一篇学术论文，每一本学术著作，都需要写上相关研究综述，这是基本的学术要求，农业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前辈们在古农书、农业科技史、水利技术史等方面留下了一堆丰富且扎实的学术遗产，这些是我们开展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基础绝对不能丢。所以传统的农业史学问必须要继承，继承才是第一位。

其次，相较于综合类院校，农业大学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现实需求的功能。大部分的史学工作人员对社会现实认识得都不够深，就很容易出现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情况。但是，农史学科的学术训练能够让学生很快地抓住这一点。萧正洪、曹树基、王利华等人能在综合类院校很快做出相应的学术成就，与他们接受了农业史专业的基础知识有关，毕竟农业大学的基础学术训练就是要抓住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中普罗大众的现实需求。大家都知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向比较看重服务社会现实类的题目。到目前为止，我一共申请到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0年“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环境变迁史研究”获立项；2018年“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获立项），以及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2016年出版《江南环境史研究》），也与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这种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

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有机农业、品味农业、景观农业正在逐渐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这应当能启示我们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社会一直在进步，我国的农业也必然会从化学农业跨入有机农业的阶段。虽然我们农业史研究对象是传统农业，但是中国历来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很悠久，有机农业的萌芽在传统农业中能找到不少的材料，农业史研究中的生物防治、有机肥、农业经营模式等都是当代有机农业可以借鉴且应当借鉴的内容。我们经常感叹日本有机农业很发达，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古农书的学风很热切，从中汲取了不少传统农业的智慧。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有机农业的经营模式，怎样利用我们传统农业的历史来为当前社会服务是我们应当留意的一个方面。

此外，现在国家在大力提倡田园综合体和“两山理论”，希望能够打造出留得住人的村落环境和人居条件，但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农业景观仍然是单一的、残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丑陋的。景观农业不仅仅是观光经济的载体，更是我们心灵回归的地方。我们经常感慨农业景观千篇一律，并无美感可言，这种问题应该怎样解决？传统的农业景观是怎样的，又应该怎样营造？早在二三十年前，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老先生们就已经提出了我们的农业是复杂化的、个性化的、品味化的农业，农业研究应该具有区域生态特色。我们新一辈的研究人员应该继承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对于生态农业复杂化的认知。当然，景观农业的史料比较难找，但是在古代文人的诗词中还是能看到不少的相关记载。这部分资料是我们农业史研究人员较少去关注的材料，将来应当好好发掘。

南京农业大学地处江南，这一区域农业很有特色和潜力，在全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担当起先锋模范的示范作用。在这个迈向新时代的阶段，具有近水楼台之利的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更应该迎头而上。

在“降速提质”中，刘兴林教授在现实意义、论题选择、继承传统等方面支了招，对于这些层面，王建革教授的建议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建革教授：首先就是前面谈到的，传统的知识和方法需要继承。二三十年前，我们这一批人刚到农业遗产研究室求学的时候，农学本科的学生需要去补习古汉语、历史文献等历史基础知识。于是，我们几个农学出身的同学就经常跑到南京大学去旁听古汉语、考古等相关课程。而那些本科学习历史的同学就需要去补习农学的课程，譬如微生物学、土壤学、植物生理学等，接受自然科学精神的熏陶。这些基础的学科知识能影响你的学术生涯，掌握好了能让你受用一生。这些同学中的典型例子就是萧正洪和曹树基，他们能取得今日的成就，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这种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学术训练对于现在刚踏入农史学科的新人来说，可能更为重要。我们常常感慨当前的学科分化非常细致，甚至有些过于细致了，大学本科的课程已经将自然和人文学科剥离开来，所以农业史这种兼具自然与人文的学科研究人员更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为我所用。在此学科交融的基础上，刚刚踏入农史学科的新一代应该积极接受农业遗产研究室老师（但并不是说要仅限于自己的导师）的专业指导，寻找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点，经过长期的训练就一定能做出好成绩：方法正确，积累到位，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其次，教育是双方的事情，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比起学生，老师更不能失去学术传承。虽然我们经常讲“因材施教”，但是对于没有接受过专业熏陶的学生而言，最基本的学术训练肯定都要统一加强的。老师的教育方法不对，学生就很容易被带偏。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学术成就，例如缪启愉先生的学术成果能不能传承下去，很大程度上都需要老师这个中间环节的努力。我曾经在一些不同的场合，问过几个新一代的农业史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对缪先生《齐民要术校释》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不够，更别提其他，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在当下的。

再次，农业史需要进行扎实又创新的研究。我个人并不建议同学们把研究的时段定得太晚，鼓励大家多做中时段的基础研究。历史后段的研究材料非常丰富，新入门的同学很容易被史料裹挟，继而就会对史料的解读不够努力，失去深入研究的机遇。中时段的历史研究材料较少一些，做相关的考证和研究比较见功力，有利于锻炼研究者的学术能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需要同学们自行斟酌。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我们的研究要服务于社会现实。这就需要大家对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基础研究很熟悉，与此同时，还要能够敏感地察觉到农业相关的应用学科的前沿、热点问题。比如，我们现代的农业已经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我们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对此，我们又可以利用怎样的理论和技术来做研究？应当怎么做？历史学科提倡“新材料，新方法”，这也是我们现在进行农业史研究可以利用到的新方法。现代社会已经不再是闭门造车的时代，即便造出来了，也不太可能会是好车。

对于学位论文的研究选题，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能给予细致又万全的建议，这实在太难了。学生最主要的还是要跟导师好好合作，积极探索。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实际上就是在展示学术研究能力最基本的状态，所以别人无法替你选题，导师实际上也不能。论文选题更多的还是要着眼于自身的学问能达到多么扎实的程度。论文选题要是过于艰深，与作者自身的能力不相匹配，研究吃力继而受阻，就不太可能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而在另外一方面，我更不赞成的是不扎实的研究选题，只谈农业史的应用等层面，学术论文就会变成科普性的读物，展现不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能力，这样的研究也就没有了相应的研究价值。

现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研究队伍已经壮大了，研究方向也较多，在老一辈的基础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终究会成为老的一辈，走下历史的舞台，我衷心希望下一代的农史研究人员能在这个平台上好好努力，共谋发展，推动进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平台非常不错，除了农业史的博士点，我们还有相应的顶级学术刊物，很容易接触到国内一流的农业史研究成果。南京农业大学所处的位置面向的是长三角地区，这是我国一块具有前沿性的区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能够对国家的战略需求提供良好的推动力，希望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这个队伍能够继续扎根学术传统，努力做好传承工作，面向长三角先进的农业发展动态，刻苦钻研，好好发展，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明天也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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